半岛平台20世纪上半叶虽然离当今时代并不遥远，但是，也许是叙述视角的原因或者其他因素，对民国社会我们总有一些陌生甚至神秘的感觉。但也因此唤起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蒋伟国撰写的《民国世情百态》，恰恰从另一个叙述视角，让我们走近了一个有烟火气的民国，看到了一个有着别样风情的民国。

　　作者在本书的“引子”就开宗明义：“以往对民国历史的分析论述，大多着眼于宏大的话题，或把国共的斗争作为主线，或把军阀的纷争作为重点，或把民族的矛盾作为关键，或把经济的起落作为总览……但是，历史本身不光有大场面、大人物、大家族、大活动、大事件、大纷争，更多的还有充满了生命能量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细节。正是这些接近社会本真的具体而微的生产方式、生活场景、生存之道，使得历史的语境有着令人回味的内涵，让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深度、高度和力度，给人以启迪、借鉴和慰藉。”

　　以平民的视角展示民国世情百态，努力还原社会的真实图景，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以呈现不一样的民国。这是该书予人的第一感受。

　　以“引子”为例。作者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展示了民国百姓的生活状态，以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内容，揭示了民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

　　关于衣。作者首先详尽介绍了中山装的起源。一说是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另一流传较广的说法称，孙中山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男子服饰──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并稍加改造而成；第三种说法是来源于“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期所御猎服”；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学生装。在介绍了中山装起源后作者总结道：不管中山装起源的哪一种说法更为接近事实，这一服装是融合了东西服饰之长并加以创新而形成，是没有疑义的。

　　如果说“中西兼长”的中山装的出现与流行，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一直把改良中国人服饰作为思想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重视，是源于其“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及其官方的推崇与引导，那么，旗袍的演变及其盛行，则是时代变迁下女性对“至美至宜”的自觉选择。民国时旗袍款式的演进，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倒大袖”半岛，即袍身宽松，廓形平直，袖身缩小，袖口增大；到20世纪30年代，旗袍流行长下摆，长可及地半岛，被形象地称为“扫地旗袍”；再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了胸省和腰省改良旗袍（“省”是服装设计术语，是指达到贴身与合体的效果），这种融合西式服装风格的旗袍开始流行。随着旗袍的发展，在制作工艺上也出现了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两大流派。为此作者介绍道：京派风格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海派风格则借鉴吸收西方的影响，灵活多样，开放妩媚。

　　民国时期的服饰是时代变革的一个标识，不管是男性服饰在历史演变中推出的中山装，还是女子服饰从旗人的长袍中发现了女性服饰之美成就的新式旗袍，这些衣着的变化正是时代社会变革的投影。

　　关于食。民以食为天。作者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上海点心变化，之前只有小圆子、小馄饨、米松糕等，民国以后随着大量外地人的涌入，各种点心在上海集聚，从最早进入的苏州糕团黄松糕、赤豆糕等，再到扬州翡翠烧卖、宁波汤团、嘉兴粽子等。此外，通过民国名流与美食还介绍了丰富多彩的菜肴，张学良垂青川菜、张爱玲特爱吃粉蒸肉、郁达夫尤爱海鲜，民国第一大吃家谭延闿的私房菜“组庵菜”（以他的字命名）。追溯上海西餐的来历，福州路西藏路口的一品香就是上海最早由中国人开设的西餐馆之一。

　　关于住。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民国时期，各种战争的连天炮火，连年不断的水旱灾荒，除了非富即贵者，鲜有自己的房产，人们不买房只租房，以至于有许多收入颇丰的大人物，也习惯当一个租客。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按理说，他既有教授的高薪水，还有稿酬等不菲收入，但他没有买房而是租房，直到后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住房仍然是租的。与胡适到处租房为家相类似，郭沫若、梁实秋曾经在上海的亭子间租住过。民国时期高校里的教授很多是海归，这些知识精英、学界名流，很多住在学校宿舍里。

　　关于行。其中讲述了人力车与黄包车的来历与关系。人力车最初由米拉从日本引入中国，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与中国的独轮车相比，人力车速度快，而且平稳气派，价格也不贵。人力车正式进入上海后，上海的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用黄油漆把车身涂成黄色。一来二去，东洋车被改造为本土化的黄包车。这就是黄包车的来历，即黄包车来源于人力车，人力车则来源于日本的东洋车。

　　当然，也介绍了汽车的来历。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汽车的城市，于1902年由匈牙利人引入并在街上行驶，从起初全市只有2辆发展到1912年的1400多辆。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构成百姓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中西兼长”之中山装的诞生到“至美至宜”旗袍的演变，从民国初单一上海点心到其后各地各种点心聚集上海，从小市民大多租房住到即使大人物也习惯当租客，从人力车（黄包车）上街到汽车的引进，不难发现进入民国后衣食住行的变化。作者关注百姓基本生活，从衣、食、住、行娓娓道来，从平民的视角展示民国时期的生活状态，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民国”。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本书对民国衣食住行的粗浅梳理，仅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冰山一角，不足以使人产生整体的认知和对全局宏观的把握，但我们期望它能成为一个引发联想的引子，让人们从生动的历史画面中获取更多贴近真实的细节、曲折起伏的情节、丝丝入扣的环节。

　　如果说一开始的“引子”概述了民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形态，那么接下来的部分，一方面在讲民国时期的新鲜事，另一方面则描绘了这些新鲜事背后的生动故事。

　　比如电话。在“吸引眼球的琐事”中，作者首先叙述了电话在进入民国后的迅速发展，其标志：一是城市市内电话的装机容量增大，甚至像常熟这样的江南小城也有了市内电话；二是乡村电线年代初，常熟的商办电话公司开通了梅李、东唐市两家分公司，单机电线多个集镇；三是电话器材有了明显改进，从磁石式电话机到后来的共电式电话机，再到自动电话；四是电话的配套设施日渐完备，随着电话数量的增加，用以区分电话用户的号码簿在各地出现。类似描写远不止于此。《电话传递人间情》文中，作者就讲述了谍报奇才袁殊的故事。

　　1939年5月，袁殊遭到汪伪76号逮捕。经过审讯，丁默邨示意立即将袁处死，而李士群则认为，袁殊是个人才，可以留为己用，无须处死。两人争论不下，便去请示周佛海。周佛海认为，若是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由此，袁殊得以幸免。其后，李士群将袁接到自己家里，试图以此笼络他，并表示只要袁愿意跟他合作，过去的都可以不追究。孰料，袁殊根本不买李的账。他对李说：“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们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后台。”接着，他问李能否让他打个电话出去，李士群听他口气这么硬，又要打电话，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在李愣神之际，李妻叶吉卿已作出了反应，她指着电话对袁殊说：“你打吧。”然后示意李士群回避，由她留下来看着袁殊。原来袁殊是把电话打给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分管对华情报工作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他们在1933年就发生了情报交换关系，且交往相当多。袁殊用日语与对方说了一大通，在旁的叶吉卿即使不懂也已轧出了一些苗头，于是袁被送到虹口一个地方住下来。

　　比如电影。中国的电影始于影片放映。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由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的场面，首开中国人摄制影片的先河。1908年3月，由意大利侨民阿·劳罗拍摄的《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的短片，首次以电影的形式向上海市民展示了电车行驶的盛况，也成为了上海第一部影片。之后，诞生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大中华影片公司等多家影片摄制、发行的企业，拍出了《难夫难妻》《玉梨魂》《春闺梦里人》《不堪回首》《天涯歌女》等第一批影片，也涌现了《狂流》《春蚕》《女性的呐喊》《自由之花》《三个摩登女性》《故都春梦》《渔光曲》《早春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响甚广的优秀电影。

　　重点介绍影片拍摄的同时，还讲述影人的故事，如“上官云珠”艺名的由来。上官云珠在中国电影界有“九天银海明珠”之誉，她原名韦均荦，出演过多部话剧、电影，而最具影响的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春二月》等影片中塑造的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她因听课认识了著名导演卜万苍，而后随着卜导演去摄影棚“试镜头”，在即将开拍的《王老虎抢亲》中饰演女主角王秀英，一个相府家的千金小姐。为了捧出新人，身为著名导演的卜万苍为她的艺名冥思苦想。在他看来，一个好的艺名既要言简意赅又要通俗易懂，既要朗朗上口又要清新脱俗，既要别具一格又要避免雷同。基于此，卜导演按当时走红的影星慕容婉儿的复姓叫法，给当时的韦均荦取了“上官”这一复姓，又给她取了“云珠”两字为名：“云”有清淡悠远之意，“珠”有婉转流丽之味。四个字合起来婉转响亮，朗朗上口，寄托着卜导对他所喜欢演员的无限希望，希望她像天上闪烁的明珠一样璀璨美丽。

　　《开启民智的平民教育》对平民教育的起因、过程进行了客观分析，也对平民教育的成就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估。关于平民教育起因，作者说：“平民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勃兴，可以说杜威的来华讲学起了不小的作用。”自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杜威接受胡适、蒋梦麟的邀请来华讲学。他先后在北京、沈阳、天津、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地讲演，就这样，他的教育学说传遍了中国教育界，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势力与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受杜威教育学说影响，教育界出现了崇尚平民教育的风气。

　　关于平民教育实践。1919年3月，北京大学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市区、郊区以平民为对象进行教育演讲；同时也对平民教育的方法进行介绍。当时，对民众实施教育的更多方法是设立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此外，一些从事平民教育的人，还通过创办刊物进行教育。1920年春天，复旦大学组织了一个平民社，出版一种名为《平民》的刊物。

　　关于平民教育评价。对平民教育，首先从目标、对象、方式肯定其“耳目一新”的成就。一是平民教育作为一种新式教育是以启发民智、培养共和国民为终极追求的教育。二是平民教育是以全民为对象的教育，它“不拘于来学者社会的身份之高低，学生年龄之少长，也不问他们的贫富区分，一概收容”。三是平民教育是一种既省时间又省钱简便易行的教育。通常平民学校教育以四个月为一期，每天教学一个小时，在120个小时里讲授完《千字课》教材，就算完成了学业。只要有一所清旷的校舍（如祠堂、庙宇、学校都可以），20元的油灯、纸、笔、书籍，招几十个学生，再有两三个同事，就可办理。但这种“简陋的教育难免成绩不显”。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除了“没有经过训练的教师、缺乏适合平民需要的教材、各种学校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之外，倡导者们没有提出一套与此相应的达到目标的学说，平民教育的实践活动常常因缺乏理论的指导而流于盲目。而经费问题也是平民教育受挫的原因之一，它的活动经费完全靠各界的拨款或捐助，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拨款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入不敷出最终走向衰落。

　　《踌躇前行的博物馆事业》从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国人自办博物馆、战乱对博物馆的破坏，到博物馆的不同创办主体、博物馆的其他分类法，再到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特点等，既有纵向的历史叙述，又有横向的细分缕析，对民国时期的博物馆事业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也许因为作者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关于民国时期博物馆事业论述更加全面、更具学术深度。

　　1904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经过两年筹备建设，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由国人自办的博物馆。如果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的设立揭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一页的话，那么南通博物苑的创办，就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初步的基础。

　　“南通博物苑由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于1905年。由于他的博物馆主张既吸收了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在其主办的博物馆建立以后，不仅在文物、标本的征集及藏品鉴定、分类、著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管理上也卓有成效，从而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社会效益。经过近十年的惨淡经营，南通博物苑初步形成了近代综合性博物馆的规模。”

　　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对于此后中国各地各种类型博物馆的筹备和建立，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指导意义。民国时期由国人自办的博物馆最多时达到780所。在这些博物馆中，既有国家创立的，又有地方开设的，还有的是科研机构建立的。1912年在北京筹建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开办的公共博物馆。在国立博物馆中，最著名的要数故宫博物院。地方性的博物馆在近代中国博物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在各省首府，在沿海地区，在各对外通商口岸，在战时的后方基地，差不多都有博物馆设立。

　　由科研机构设立的博物馆作为有异于国立和地方性博物馆的一种类型，在中国的博物馆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除国家博物馆、地方性博物馆和由科研机构出资兴建的博物馆外，还有一些私立博物馆存在，尽管私立博物馆的数量较少，影响也有限，但它作为公立博物馆的一种补充，依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存在着多种类型。作者认为，“根据国际上通行的以博物馆藏品和基本陈列内容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法，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可以分为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综合博物馆、其他博物馆五大类。这种分类方法，从总体上说，对于博物馆的划分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它对有着独特社会背景的近代中国博物馆来说，并不是完全合适的。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近代的博物馆大致可以分成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综合三个大类。”

　　关于上述三大类博物馆，作者分别予以进一步论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遗物、遗存。这一切，就为历史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客观依据。从1912年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历史博物馆起半岛，在整个民国时期，建立起了古物陈列所、东北三省博物院、南京市立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台南市立历史馆等十数个历史博物馆，为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

　　关于自然科学博物馆，作者认为，它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综合科学技术博物馆和各种专题性的科技博物馆几大类。从博物馆这一文化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看，自然历史类的博物馆不仅创办时间早，而且数量也不少。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院、北平天然博物院、华北博物院、“满蒙资源馆”等都是这种性质的博物馆。

　　关于综合性博物馆，因其集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内容于一身，因此在近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不少综合性的博物馆。当时，全国性的综合博物馆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沈阳博物院等；地方性的综合博物馆则有天津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馆、广州市立博物院、广西省立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兰州市立博物馆等。

　　当时的博物馆，科学研究、收藏、教育三大社会功能并举，在近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中收到了相当好的成效。就科学研究而言，一是在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二是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同步，博物馆学的研究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作为博物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謇所提出的博物馆理论和主张，对于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不少博物馆出版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馆刊，以配合博物馆工作的开展。在这类刊物中，较有影响的有《历史博物馆丛刊》《故宫博物院年刊》《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河南博物馆馆刊》《沧浪美》等多种。

　　民国时期博物馆的发展，有着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分布不均衡。当沿海地区运用大机器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之时，广大内陆地区依然维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博物馆这一文化事业发展不平衡。二是起步较晚，推进较快。1913年半岛，张謇写成《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画条议》，就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的有关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文章中，他把“经理之人才”单独列为一条，专门论述，显示出了他对博物馆专业人才的重视。如果说张謇举荐学有专长的人才到博物馆工作，体现了近代博物馆学家对于人才作用的肯定的话，那么一些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专业人才的努力，就从实践上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前提。三是社会效益明显。无论是综合馆的长期陈列，还是专题馆的临时展览，都吸引了广大参观者，其中不只是普通民众，还有专家学者、政界要人，以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外国学者。民国时期博物馆取得的成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正如本书封面及扉页上的提要所示：“名人婚恋、影人轶事、洋人生活……百姓的消费、商界的营销、中医的存废……让你一册在手，洞悉民国的秘闻、掌故、内幕、奇观……”从“引子”中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开始，作者既写到了报人、影人、律师、票友、买办、侨民、外国顾问等各色人等，叙述了恋爱与婚姻、堂会演出、时尚舞会、不同人群收入与消费等吸引眼球的各种琐事；既关注广告业、倡导国货、保险业、房地产业、公债买卖等产业的经济活动，也描绘了广播电台、平民教育、各类展览会、博物馆业等各类新颖文化活动；甚至还揭示了监狱、偷盗、走私等鲜为人知也很少被人关注的内幕。各类人、各种事，不同职业、不同行业，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点点滴滴，林林总总，作者试图写尽民国的方方面面，以他的视角带领我们去感受当时的生活。

　　《买办：服务洋企的职业经理人》，聚焦买办这一群体，从近代买办的由来到买办来源、买办的担保种类，再到买办的多种经济收益、五花八门的买办业务以及买办的“投机生意”，对民国时期这一特殊人群进行立体的介绍。

　　近代的买办，是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商雇佣一些中国商人为其经销商品半岛，代理经营洋行业务，出现了第一批买办和买办商人，安徽绩溪的胡雪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买办商人之一。买办也被称为“华经理”。在华开设商行的洋人把为自己服务的中国人称为买办，虽无贬义，但买办本人对此却十分敏感，非常厌恶洋主子称他们为“买办”。不少外商顾及这些中国人的面子，便以买办自造的“华经理”称呼他们。进入民国以后，买办的群体不断扩大。凡有洋行存在的地方就有买办的足迹，随着外商来华创立的公司从民国初二三千家左右，到进入20年代七八千家，到1928年更是猛增到1.2万多家，买办的人数急剧增加，买办成为民国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笑傲商界的房地产业》则叙述了房地产巨商哈同的发迹史。1873年，24岁的犹太人哈同只身从印度漂洋过海，假道香港来到上海，一开始在沙逊洋行谋得了看门的差事，后来他从帮助沙逊办事开始，后又独立门户自己经营房地产买卖，到1916年，哈同成了上海滩头号房地产商。他不仅在地处上海西区中心建造了哈同花园，而且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发展，购得了大量房产，今天的南京路、河南路以西，以及大半个西区，便成了“哈同世界”，几乎占了上海的半壁江山。

　　此外，本书还揭示了偷盗的猖獗和鲜为人知的监狱内幕。讲到民国时期偷盗劫掠的猖獗，描述了“剥猪猡”详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内的道路劫案层出不穷，连民国年间的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开山祖、时任《时报》主笔的包天笑也曾三次被“剥猪猡”。一个冬天凌晨，包天笑看过报纸大样后，乘人力车回家，在经过又长又狭的唐家弄时，有两个人从横路里窜出来拦住车子，抢了包天笑身上的皮大衣扬长而去。类似的“剥猪猡”，后来包天笑又碰到了两次。可见上海滩的劫贼猖狂。

　　从衣食住行到各行各业，从社会名流到底层劫贼，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虽然只是凡事趣闻，甚至琐碎到令人不齿，但作者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通过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小事情、小细节，展示民国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